宽带是中国赶超世界经济最有效、最经济的一个手段，工业时代和窄带互联网时代中国都落后了，但宽带是互联网的未来，这个产业全世界都刚起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着同等的机会。
田溯宁虽然低调，却挡不住成为媒体的焦点。
身为网通集团副总裁的田溯宁，联手电讯盈科董事局主席李泽楷一起做风险投资基金，更带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强强联手
4月6日在香港举行的网通2005年业绩说明会上，中国网通集团确定提升田溯宁为公司副董事长，这一举动攻破了近日关于网通将有高层离职的传闻。
关于田溯宁要离开网通的传言，已经不是一时之说了，对于这个话题，田溯宁在电话采访中很急迫将其打断。他只说，他一向都是将各种传闻置于耳后。或许正应了一句，谣言止于智者之说。
田溯宁成立一个风险投资基金的说法，已经在中国网通和电讯盈科处都得到了证实，田溯宁告诉《财经时报》，对这项新事业，他将倾注更多的精力。
这次的风投资金构成中，也有部分来自电讯盈科，并且电讯盈科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称，电讯盈科将出资5000万美元，投资由田溯宁全资拥有的风险投资公司CBCPartners.L.P.（CBC）控制的基金，而CBC控制的基金规模总额将介于2亿－3亿美元，而预计进行的投资总额将至少为1亿美元。
从电讯盈科方面得到的消息，在入股CBC后，如果基金的获利回报率在8％以上，盈利的20％将归CBC所有，剩余的80％则由电讯盈科和CBC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成；而如果回报率在8％以下，电盈和CBC则将按股份比例分摊盈亏。
除了这次风险资金的合作，田溯宁代表的网通以及他本人，一直都和电讯盈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田溯宁也直言不讳地说，和电讯盈科的交情深厚，这次共同合作这个基金，他是充满了信心，一切以行动说话，所以不愿意过多炒作这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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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午餐可别老凑合(午餐,盒饭,的人,外卖,工作) 如果把人体一日内需要的热能和营养素合理地分配到一日三餐中去，那么，午餐应占40％，这样才能满足人体的生理状况和工作需要。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上班的人选择外卖盒饭，也有的人选择吃单位的工作午餐或自带便当，有的人选择洋快餐。还有一小部分人为了保持身材，干脆不吃午餐。究竟怎样吃午餐更合理？为此，我们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消化专家朱尤庆教授和营养师徐宁。
工作午餐与外卖盒饭
每天中午12点，王小姐在单位的餐厅领了装有4菜一汤的份饭。不到半小时就将饭吃完，因为她还想省出时间来午休。她对单位的午餐并不满意，认为口味不好，品种也过于单调，经常只吃一半就吃不下去了。记者在另一家工厂里看到，大多数工人在厂外的一家餐馆订3～5元的外卖盒饭。由于饭菜的数量较少，不少男工人反映吃不饱。
专家点评：
工作午餐与外卖盒饭等快餐虽然能荤素搭配，但为了节约成本，多数快餐不会提供最新鲜的时令蔬菜。加上工作午餐与外卖盒饭通常是大锅饭，不仅口味欠佳，也很少提供水果，经常食用会使人产生厌烦心理。从营养角度分析，盒饭属于不平衡膳食，盐分和油脂往往超标，绿叶蔬菜不足，更不要说水果了。长期饮食热量超标，可导致肥胖，易患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
由于很难吃到可口的午餐，许多人把一天的美食希望都寄托在晚餐。丰富的晚餐往往使人胃口大开，难免吃得超量。这样的饮食方式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造成身体代谢紊乱，比如感觉饿的时候吃一点东西就饱了，或者吃了东西以后胃不舒服。一些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因为经常腹痛反复检查，却查不出原因，不经治疗，腹痛又会自行消失，就是因为长期不规律的饮食造成的胃肠神经官能症。
专家建议：
改进工作午餐，每天自带水果、酸奶，作为午饭后的补充。
自带便当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在医院工作的李女士都会提着一只精巧的便当盒匆匆赶路。中午打开单位配备的微波炉加热，不回家就可以吃到可口贴心的自家菜。 猜你更喜欢:一个庭院(4)(朱熹,学生,教育家,教师,朝廷)
这
一个庭院(4)(朱熹,学生,教育家,教师,朝廷)
这个与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祸害一个大文化人，实在是“余门之耻”。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不断有人被拘捕。这时朱熹已经回到了福建，他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表示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
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
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年，他觉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农历三月初九），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
不久之后，朱熹又备受朝廷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时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王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错，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著的人和一项崇高的事业。
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尽如人意。
我们如果不把教育仅仅看成是接受知识和技术的过程，而是看成是陶冶人性人格的事业，那么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时，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
这是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一个生命的终结，也可以看成是几十年教学成果的断绝。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优秀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有效掌握的。很多学生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断剥蚀社会文明，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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